在曹魏的早期和中期，民屯制、军屯制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对国家政权的巩固也贡献颇大。魏国东征西战而无乏粮之忧，皆赖于此。到了曹魏后期，朝廷法纪荒弛、贪腐渐炽，民屯制和军屯制都已发生了“异化”：屯田客和屯田兵身上的负担愈来愈重，屯田客收成分配比例竟达“官八民二”，而屯田兵所上缴的收成则大多被将官们中饱私囊。不少地方的屯田客、屯田兵甚至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以为反抗。
同时，随着司马氏集团对外扩张的进度越来越顺利，以司马昭为首的明智之士觉得无须再依靠过度压榨屯田客们及屯田兵们来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他们对民屯制、军屯制均做出了适当的修正。例如司马氏的亲信裴潜在典农中郎将任上“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司马师、司马昭也尽量采取措施减轻屯田客、屯田兵的负担以示宽宏之政。
对司马氏的这些作为，东吴名相张悌曾经作了精辟的评价：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曹）丕、（曹）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摘自《襄阳耆旧记·张悌传》）